近日,四川江油一女民警在開展轄區(qū)“實有人口”核查工作時,因連續(xù)多日平均每日主動呼叫撥打電話超100個,電信技術部門監(jiān)測到這波頻繁操作后,按照工信部要求及運營商防范通信網絡詐騙篩查責任機制,以“涉嫌通信詐騙”為由將其停機。此事被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官微核實后,引發(fā)廣泛關注。
據(jù)央視新聞消息,江油電信客服在獲知這一“誤會”后,主動上門核實情況,迅速為女民警恢復了通信。同時,當?shù)鼐竭€讓當事民警和電信部門一起錄制視頻,呼吁聯(lián)手防范打擊通信網絡詐騙。
以誤會始,以合作終,這起“女民警頻繁打電話被停機”事件,至此也算畫上了完滿句號。但此事留下的啟示仍需梳理總結,包括該怎樣精準打擊電信騷擾詐騙,又該如何避免“正打歪著”式的誤傷?
此事曝出后,很多網友質疑,該攔的不攔,不該攔的攔得這么“準”——那么多騷擾詐騙電話都暢通無阻,怎么偏偏就民警因工作之需多打電話就被“停機”了?這番對比確實挺能刺激公眾情緒,卻難言客觀:這只是感性判斷,而不是基于“B/A(即前后)”數(shù)據(jù)的精準分析。
不可否認,前些年,電信騷擾詐騙確實很猖獗,從最早的“猜猜我是誰”,到后來升級版的“我是你領導”,那些騷擾者、詐騙犯變著花樣來。數(shù)據(jù)可供佐證:2016年6月至2017年4月,“12321網絡不良與垃圾信息舉報受理中心”收到的舉報涉嫌騷擾電話月均量約1.6萬件次;當年“雙11”,某手機安全軟件單日攔截的騷擾電話就達到了1.8億次。這也導致很多人患上了“陌生電話恐懼癥”,以至于寧肯漏接不肯濫接,還有媒體總結出了“6個一律”,包括只要一談到銀行卡,一律掛掉;只要一談到中獎了,一律掛掉;只要一談到“電話轉接公檢法”的,一律掛掉等。
但這幾年來,尤其是徐玉玉案發(fā)生后,工信、公安系統(tǒng)與電信運營商采取了許多靶向施治的手段,加強了對電話騷擾詐騙的打擊力度,如推出了具有接處警、資金止付、緊急封停、智能流轉和研判預警等功能的反電信網絡詐騙綜合系統(tǒng),建立完善了聯(lián)動打擊和協(xié)同治理機制,祭出了主動堵截“虛假來電”、推出防欺詐提醒服務、建立“偽基站”偵測平臺等手段。這里面,也包括對高頻呼叫電話的重點盯控。數(shù)據(jù)也顯示,這三年來的電信詐騙案發(fā)量已是持續(xù)下降。
此次涉事民警因頻繁撥打電話被停機,的確是誤傷,可也要看到,現(xiàn)有的電信詐騙篩查預警機制篩出的真騙子電話,要遠多于“無辜躺槍”的號碼。單從篩查可及性上看,這次事件未嘗不是好事,說明運營商確在履行篩查責任,因而也不必對其苛責。
嚴防電信詐騙挺好,但這不意味著,電信詐騙篩查就能“寧可錯殺,不能漏殺”。這次就明顯屬于誤傷:無論是民警還是運營商都屬“公”,涉事運營商固然不是有意“槍口對內”,但確實給女民警帶去了困擾。揆諸現(xiàn)實,像這樣“誤傷”的情況時有發(fā)生,如今年6月,武漢一位快遞小哥一個月內5次被停機,原因是“呼出頻次過高”。在網上,還有些快遞、外賣小哥反映因此遭到停機,遭此厄運的,還有小區(qū)物業(yè)、供水搶修等通話頻繁的單位工作電話。
盡管電信運營商們也提供了救濟途徑,如在對疑似涉及通訊詐騙或者騷擾的用戶號碼進行關停前,會提前通過短信告知;針對惡意舉報等原因造成的誤關,有相應的復機核實流程,用戶可以至指定營業(yè)廳辦理身份確認和復機手續(xù),恢復使用被停機號碼。但這給被誤傷者帶來的不便就擺在那。
鑒于此,顯然有必要對根據(jù)呼叫頻次判斷電信騷擾詐騙的簡便做法,加以優(yōu)化調整:比如可以在呼叫頻次之外,摻入其他的“參考系數(shù)”,如“前科”情況和用戶投訴記錄;又比如,考慮部分網友提的建議——設“白名單”,將公共服務號碼列入其中。這勢必會增加電信騷擾詐騙的篩查成本,但有些該做的功夫得做,有些必要的核實程序不該省略。
說到底,嚴防電信詐騙跟防止誤傷要兼顧,就必須提高打擊準度,這就需要在篩查程序之上加一道確認程序,而不是只以“蓋然性”就認定高頻呼叫號碼是騷擾詐騙電話。
打擊電信詐騙,畢竟是奔著解決問題去的,自然也不宜為了解決一道問題制造另一道問題。而如何解決“兩難問題”,還得拿捏好治理分寸,對電信騷擾詐騙要打擊也要精準打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