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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大運河文化帶的歷史特征與當代意義
歷史上的北京之所以被譽為天下名都，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地理條件在于“會通漕運便利，天津又通海運”。大運河不僅是保障首都漕糧供應的經濟生命線，而且在沿岸乃至更廣闊的流域范圍內積淀了特色鮮明的地域文化。這種文化植根于大運河與社會發(fā)展的密切關聯(lián)，以從南到北綿延數(shù)千里的人工河道為象征和載體，在空間上展現(xiàn)為一條狹長的帶狀分布，因此被稱作“大運河文化帶”，北京所在的最北段是其精華地段之一。
■ 大運河文化帶的積淀過程
文化是人類在社會歷史發(fā)展過程中創(chuàng)造的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的總和，大運河文化帶的逐漸積淀也是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的創(chuàng)造過程。我國地勢西高東低的特征決定了眾水朝東的基本流向，大江大河由此成為南北交通的阻隔，開鑿運河就成為從水路實現(xiàn)“天塹變通途”的重大措施。漢唐長安、洛陽與北宋開封等人口高度聚集的著名古都，都曾依靠運河之上輸送的漕糧作為經濟支撐。北京處在糧食產量普遍不高的北方，金代海陵王遷都之前已經為保障“漕運通濟”把潞縣提升為通州，元大都與明清北京更是極度仰仗南方產糧區(qū)的供應，建立了海運與河運相結合的漕運制度。在這樣的背景下，連接南方經濟重心區(qū)域與北方政治中心城市的運河系統(tǒng)不斷完善，運河文化的內容也日益豐富起來。
國都與軍事重鎮(zhèn)通常是運河的支撐點和目的地，北京地區(qū)真正意義上的運河，始自東漢末年曹操為平定遼東而開鑿的平虜渠和泉州渠。隋大業(yè)四年(608)開鑿永濟渠，從洛陽經山東臨清至河北涿郡(治今北京西南)，成為以洛陽為中心的全國河網(wǎng)運輸系統(tǒng)的組成部分。經過金代的過渡，元代的漕運終端從中原的洛陽、開封等地轉移到偏于陸地版圖東北一隅的大都。隋唐時代“之”字形的運河走勢被截彎取直，從淮北穿過山東進入華北平原。至元二十六年(1289)在山東境內開鑿會通河之后，杭州與通州之間的運河全線貫通，由此奠定了大運河文化帶空間分布格局的自然地理基礎。在明清兩代，大運河作為京師經濟命脈的作用越發(fā)突出，運河文化的積淀也隨之更加深厚。
■ 大運河文化帶的基本特征
大運河的興衰是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關鍵環(huán)節(jié)之一，由此發(fā)展了運河文化并積淀為一條縱貫南北的文化帶。從自然要素著眼，地貌、氣候、水文條件制約下的運河主干及其整個流域，是人類進行文化創(chuàng)造的空間舞臺。就人文主題而論，開鑿或改造運河的主要活動、代表人物、水利技術、管理制度、各類遺跡、地方習俗、精神形態(tài)等，則是構成運河文化的基本方面。
歷史上的北京從北方軍事中心到全國首都的演變過程，對一座城市與一條運河的關系做出了生動詮釋。肇始于春秋時期的中國運河文化，經過隋唐時期的重大發(fā)展，到元代找到了它的最終匯聚之地——大都(北京)。按照郭守敬的精巧構想，至元二十九年(1292)春開工、次年秋天告成的通惠河，從昌平白浮泉一帶引水接濟漕運，由大都文明門至通州，沿河修建11組24座水閘以調節(jié)水位，形成了當時世界上技術最先進的梯級航道。浩浩蕩蕩的江南漕船直接駛入大都城內，終點碼頭積水潭呈現(xiàn)出“舳艫蔽水”的盛況，運河文化也迎來了最具創(chuàng)造性的時代。
大運河的基本功能是作為漕運通道，與漕運相關的各類活動及其當代遺跡，構成了運河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。明清北京的漕運系統(tǒng)是對元代既定格局的繼承和改造，從元代海運為主過渡到明代海運為輔，再漸變?yōu)榍宕緩U止海運，大運河作為國都經濟命脈的地位被日益強化。通過運河與海上航道，自元朝中期到明清兩朝，每年有三四百萬石漕糧從南方運抵北京(大都)，明正統(tǒng)年間達到五百萬石的規(guī)模，分別存儲在京城與通州的糧倉。晚清以鐵路運輸為代表的近代交通興起后，運河對于北京經濟的保障作用迅速下降，卻也留下了一筆豐厚的歷史文化遺產。
■ 大運河文化帶彰顯古都文脈
大運河在北京城市發(fā)展進程中的政治、經濟、文化意義，決定了大運河文化帶作為古都文脈的歷史地位。元代運河截彎取直后，南北往來更加通暢，偏處國家陸地版圖東北隅的首都由此增強了政令通達、控御全國的能力，有利于維護多民族國家的政治統(tǒng)一。作為國都的經濟命脈，通過運河輸送的江南漕糧和其它物資，是城市居民與戍邊將士的衣食之源。從四川、云南、湖廣等地采伐的楠木，蘇州制作的金磚，臨清燒造的磚瓦，輾轉經由大運河運到北京，因而能夠以舉國之力營造出“都市計劃的無比杰作”。大運河文化帶的形成和積淀，是以運河為依托的人類活動的結晶。
漕運興盛帶動了城市發(fā)展，元代漕船?？康姆e水潭沿岸是大都城內最繁華的區(qū)域，出現(xiàn)了以南北交融為特色的商業(yè)街市和文化景象。通州作為明清時期的漕運終點與南北物資交流樞紐，享有“一京二衛(wèi)三通州”的美譽。京城內外留下的水道、碼頭、漕船、倉場、閘壩、官署、城鎮(zhèn)、祠廟等，都是運河文化的物質載體。即使海運倉等至今已經了然無痕，由此派生出來的各類地名仍不失為追尋北京文脈的重要線索。
大運河在海河、黃河、淮河、長江、錢塘江五大水系之間架起了一座文化溝通的橋梁，通過人員往還、書籍流通與信息傳播，全國各地的戲曲、曲藝、文學、藝術、美食、園林，與漕運有關的花會、廟會、河燈、舞龍、高蹺、號子、民謠、習俗、信仰等薈萃于首善之區(qū)，京師文化也由此向四面八方輻射，經過相互吸收、彼此借鑒，積淀為既兼容并蓄又引領潮流的文化形態(tài)。在林林總總的北京文脈中，以大運河為標志的大運河文化帶蘊含著極為豐富的文化遺產，有待我們繼續(xù)發(fā)掘、研究和傳承。
■ 大運河文化帶研究需要規(guī)范求實
北京大運河文化帶的研究方興未艾，從時間、空間、文化、社會等維度加以審視，廣泛開展運河文化遺跡的野外調查和多種類型的學術探討，是認識歷史、保護遺存、傳承文化的基礎。從追尋時代變遷入手了解大運河文化帶的形成過程，從空間角度揭示文化遺跡的分布特征與地理背景，通過以往的政治關聯(lián)、軍事行動、經濟交往、文化傳播、民族融合等分析運河沿線的人類活動，應當成為歷史、文化、考古、地理等領域專業(yè)工作者的學術視角。為避免研究區(qū)域“畫地為牢”帶來的認識偏差，還必須把北京的大運河文化帶放在涉及全國數(shù)省的整體范圍內加以考察。
遵循學術規(guī)范和學理要求，是做好研究工作的基本前提。目前需要注意的問題之一，是“文化帶”概念的“泛化”。不適當?shù)匕汛筮\河文化帶的空間范圍加寬拉長，勢必干擾對于運河文化內涵及其精髓的挖掘提煉。還必須強調的是，任何論斷都不應違背基本的史料或常識。例如，有一種說法，北京市境內的運河長度，自昌平白浮泉開始長164里或82公里。但是，此說卻是對《元史·河渠志》或明代吳仲《通惠河志》的誤讀。郭守敬在至元二十八年(1291)向忽必烈建議開挖通惠河，所提到的自昌平白浮泉至通州高麗莊“總長一百六十四里一百四步”，只是他依據(jù)實地測量而設計、包括上游引水溝渠在內的總體施工里程，絕不能等同于當今北京市境內的“運河”長度。這是因為：金代與元代都曾作為主要漕運通道的壩河，顯然沒有包含在這“一百六十四里”之內;把元代的里程折算為當代市制或公制的長度，不宜無視古今尺度的伸縮變化而率意為之;各個時期的運河長度并不一致，若不首先界定其所指年代，上述問題就根本無從談起;人工挖成但相當狹窄的引水溝渠，斷然無法與漕船航行的運河等量齊觀，作為水源地的白浮泉因此也不能稱作大運河最北的端點。恪守世所公認的學術規(guī)范，秉持嚴謹求實的科學精神，是每個運河文化研究者都應具備的治學態(tài)度。
